伦敦——我最小的孩子阿黛尔(Adele)这周从伦敦美国学校毕业了。她要去加州上大学，我觉得那种地方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在诸多让人向往的地方中，加州是数得着的。我每次去都会想，干嘛还要离开。那里没有太多历史负累，又有大把的阳光摆在眼前。
所以，亲爱的读者，你看到我正在一个转折点上。你供四个孩子上完高中，接着就会发现自己对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体系的崩溃和后碳经济问题没那么上心了，你会更多考虑幸福这个问题，而追求幸福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宣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
建国者们这么做没有错。不管是创立一个国家还是开启一段关系，人们总会追求幸福，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方式不见得对，但不会减损这种追求本身的真挚。就像橡树下总会有橡子，人们的希望会不断重燃。
罗杰·科恩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在这样的毕业季，有很多人不免会反思这些希望的本质，考虑如何实现它们。这样似乎有些矫情。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任务，而非灵感如泉涌不止，它是一种更具重复性的体验，而非启示性的，至少启示不是每天都会发生。重要的是好好完成每天的任务，能够在哪怕是比较日常的事物中找到乐趣。
我不知道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一万小时定律”算不算一个大发现——这个理论认为，要精通某一种特定的技能，需要投入一万小时的学习时间——但我可以肯定，刻苦在我们这种讲求感觉良好的文化里是不被赏识的。别为了旁枝末节吓出一头汗，但出汗是必要的。
我越来越怀疑启发的重要性。它被高估了。我觉得，责任这个几乎要被人们淡忘的词，跟幸福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想要幸福吗？那就修草坪，扫落叶，粉刷房间，洗碗，找工作，直到疲惫的感觉深入骨髓。日复一日。学会坚韧。从不抱怨。少考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多想想怎么做完。写完手上的专栏文章。开始考虑下一篇。
几年前，我儿子布莱斯(Blaise)毕业时，我受邀在伦敦美国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我当时说到：
“每个人都有让他们为之一振的东西。只是它经常隐藏的比较深。人们会在自己灵魂最脆弱的部分裹上层层外衣，这个部分可能与一个人最宝贵的本质联系最深。干扰也是外在的：金钱、名誉、同伴压力、父母期望。所以要认清哪些是属于自己的神圣之所的闪光，并不容易。但是找到它吧。到最后，没什么能比它带来的满足感更大——财富、激情、信仰都不行，甚至爱也比不上——就像诗人里尔克(Rilke)所说，所有的友谊都不过是‘两种相邻的孤独相加’，你的孤独只有自己能解。”
“不管是多么耀眼的成就，也无法给你带来长期的幸福。所以倾听你的内心，安静而持久地倾听，尊重它。找到让自己感到兴奋的事物：也许是完美的句子、漂亮的治疗方案、绝妙的配方、动人的和弦、精致的酱汁、或巧妙的和解。不要为那些金钱可以买到东西奋斗，而要为那些花钱买不来的东西努力。”
倒不是说我今天要收回当时说的话——要收回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是我会把重点放在别的地方。相比于一个鼓舞人心的英雄，我更感兴趣的是无数每天都有所成就的实干家，他们会避讳英雄之类的字眼；相比于“让梦想成真”之类的箴言，我更愿意讨论赚取维持生活的工资的责任。
当你想到西绪弗斯(Sisyph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心思狡黠触犯了诸神，被惩罚将一个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落下来就再次推上去，永无休止——跳开来看，他有一项任务，是他一个人的任务。这可以不是绝望的源头，反倒是幸福的开端。
加缪的《鼠疫》(The Plague)的中心人物伯纳德·里厄(Bernard Rieux)医生日复一日地对抗鼠疫。这也是一项西绪弗斯式的任务。他一度讲到，“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本文中的《鼠疫》译文皆摘自《局外人/鼠疫》，漓江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顾方济、徐志仁译。——译注）
有人问什么是实事求是，他回应说：“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后来他又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无论你姓甚名谁，每天要面对的工作才是幸福隐藏的所在。(罗杰·科恩 ny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