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卿（编译）
“埃克森－美孚资助一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组织，来帮助宣扬和散布全球变暖的‘虚假信息’……通过成功地向布什政府推荐官员人选、与政府高官协调发布全球变暖方面的虚假信息、为国会主管环境的参议员提供资金，埃克森－美孚对布什政府的环境政策施加了特别影响，在幕后有效阻止了美国就全球变暖采取措施。
本月3日，美国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忧思科学家联盟”发布了一份长达63页的调查报告，矛头直指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
这份报告名为《烟雾、幻镜和热空气——埃克森－美孚如何使用‘大烟草’的策略来制造气候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大烟草”——Big Tobacco，美国三大烟草公司的昵称）。报告称，调查显示，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５年，埃克森－美孚累计向４３家组织提供了多达１６００万美元资金，“协调”这些组织的研究人员质疑全球变暖的科学性、掩盖全球变暖的科学真相，以混淆视听、误导公众，并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阻挠美国就减排温室气体采取行动。
埃克森－美孚随即对此予以否认。该公司先前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书面声明中说：“这显然是有关组织又一次试图诬蔑我们的名声，并且使得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陷入混乱。”
埃克森－美孚的网站显示，２００５年该公司全球捐款额近１．３３亿美元，其中６８０万美元用于“公共信息和政策研究”，捐给了１４０多个智库、大学、基金会等。
《第一财经日报》将“忧思科学家联盟”报告的部分内容摘译如下，以呈现这场论战中一方的观点，并将刊发埃克森－美孚方面就该报告作出的回应。
论争之初即抱团应对
埃克森－美孚的策略建立在公众的观念很容易操纵的假设之上，因为气候科学很复杂，而且人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信息来源。此外，全球变暖的效应才刚刚开始能被明显觉察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公众刚听说“全球变暖”这个词时，科学家们已经就含碳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对地球气候的影响进行了100多年的研究，且这种研究已趋于成熟。这时候，争议——这个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在权威科学家中产生。他们争论的是：全球变暖是不是个大问题？人类是否要为全球变暖负责？
这种情况与20世纪50年代关于吸烟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所经历的情形十分类似——当时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来质疑吸烟是否直接影响人类健康。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科学家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就全球变暖得出一些确切的结论。
埃克森（以及后来的埃克森－美孚）所生产和销售的石油属于有机化合物,且其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由于担心自己的业务受到这场科学论争的影响，因此该公司从一开始就宣称根本不存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人类行为和气候变迁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正像科学家公布吸烟对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时，烟草公司的最初反应那样，埃克森和美国石油协会（埃克森的前CEO李·雷蒙德曾两度任该协会会长）与其他一些能源、汽车制造业内的公司于1989年成立了全球气候联合会。这个组织非常活跃地对关于全球变暖的最新研究成果作出回应，抵制各国政府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全球气候联合会召集了一些科学界人士，由这些人士强调气候科学中有一些尚未最终确定是否存在的问题。埃克森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的态度是拒绝承认存在这些问题，并强调全球变暖属自然现象，进而质疑对此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不确定性就是胜利”
尽管埃克森及其代理人竭力让全球变暖问题蒙上疑云，但科学界还是渐渐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了共识。
1997年，“人类排放保温气体从而导致全球变暖”这一科学共识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承诺开始按照设定的时间表来减少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十分有力，且不少国家的政府已承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因此BP、壳牌、德士古（后被雪佛龙并购）等石油公司都改变了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并脱离了全球气候联合会。
而埃克森－美孚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1998年，埃克森－美孚协助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工作组，名为“全球气候科学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时任埃克森－美孚高级环境说客的兰迪·兰道尔（Randy Randol）和美国石油协会的公共关系代表乔·沃克（Joe Walker）。而同为小组成员的斯蒂芬·米罗伊(Steven Milloy)则曾是“可信科学推进联合会”（Advancement of Sound Science Coalition）的主席，后者是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1993年暗中支持成立的，任务是策划“假信息活动”，在二手烟危害健康这一问题上制造疑云。
全球气候科学小组成立当年就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就如何投资数百万美元以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制造不确定性制定了明确的计划。这一计划完全仿效了“大烟草”当年在“假信息活动”中使用的策略——即便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但备忘录称，只要“普通人都接受气候科学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认可不确定性是‘传统观点’的一部分”，那就是胜利。
埃克森－美孚清楚地知道，在科学证据面前，自己无法影响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因此，1998年的那份备忘录提议埃克森－美孚及其公关合作伙伴拟定和实施一项全美媒体公关项目，“告诉媒体：气候科学存在不确定性”。
1.6亿美元构造一个“回音室”
在其后数年中，埃克森－美孚有计划地资助相当多的前沿研究机构，选择一些科学家及与该公司观点相似的人发表文章，发布具有误导性的研究结论，质疑气候科学研究的合理性，质疑那些经过了严格检验的研究成果。
埃克森－美孚采取了一种名为“信息过滤”的策略，也就是通过资助看似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有计划地发布埃克森－美孚需要的信息。首先，该公司资助一些知名度相当高的组织，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竞争企业研究所、凯托研究所，由它们出面反对政府就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问题采取强制措施。
埃克森－美孚还资助一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组织，来帮助宣扬和散布全球变暖的“虚假信息”。例如，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美国资本结构委员会、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建设性的明天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a Constructive Tomorrow）等机构的名字，但这些组织和很多其他类似的组织都接受了埃克森－美孚的巨额捐赠。
1998～2005年间，埃克森－美孚向这些它精心挑选的机构捐赠了约1.6亿美元，以促使它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传播虚假信息。正如《纽约时报》所称，埃克森－美孚常常是很多非营利组织最大的捐赠者，有些捐赠甚至超过相应的组织全年预算的10%。
仔细研究接受埃克森－美孚资助的这些机构所做的工作可以发现，这些机构的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出版物几乎出自同一群人之手，而且这些机构中，很多拥有同样的董事会成员和科学顾问。
为什么埃克森－美孚选择资助这么多人员重复的研究机构？因为这样可以悄无声息但非常有效地编织一张研究网络，建立一个气候科学信息发布平台。这些看似分布广泛的研究机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回音室”，放大和不断重复那些实际上由同一群人发布的虚假信息。
扶植科学界代言人
与埃克森－美孚的“信息过滤”策略密不可分的，是那些发布虚假信息的科学家。他们通常同时在多个接受埃克森·美孚捐赠的研究机构任职。
科学家通常是美国公众非常信任的信息传递者，而且科学家在普及全球变暖等较复杂问题的科学知识方面，也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初，埃克森（后来的埃克森－美孚）支持少数几个质疑“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及全球变暖后果的科学家，如帕特立克·米歇尔（Patrick Michael）和弗雷德里克·辛格（Frederick Singer）。全球气候科学小组1998年制定计划后，埃克森－美孚及其公关合作伙伴意识到，应当培养新的科学发言人，在公众中制造“科学家内部也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变暖的证据已经相当有力，寻找能够出面质疑的科学家已经不容易了。但埃克森－美孚不改初衷。科学家威利·苏恩（Willie Soon）和萨利尔·巴里恩纳斯（Sallie Baliunas）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这两人都是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研究方向是太阳变化（即太阳所释放能量的数量变化）。太阳变化是影响地球气候的因素之一，而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组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曾宣布这是个影响较小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埃克森－美孚资助的一些研究机构已经以这两人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对“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一结论提出了疑问。巴里恩纳斯最初为马歇尔学会（美国一个对影响公共政策的科学进行技术性评估的非营利组织）写了数篇文章，表明太阳活动或许是全球变暖的元凶。马歇尔学会很老到地放大了这个分量较小的科学发现，并暗示太阳变化是近期全球变暖背后最大的推动力。
2003年，苏恩和巴里恩纳斯发表的关于全球变暖的评论文章引起了极大争议，直接让两人站到了争议的中心。当年1月，两人在《气候研究》杂志（Climate Research）上撰文称：“世界各地的许多记录表明：20世纪不是上个千年最热的世纪，也不是唯一的极端气候时期。”这一结论被很多接受埃克森－美孚资助的研究机构引用和放大。
不太为公众所知的是，《气候研究》的三名编辑（包括当时即将担任总编的汉斯·冯·斯多赫）为抵制发表这两人的论文而辞职。另外，两人论文中提及的13名科学家发表声明称，这两人严重误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然而，这场争论并没有阻止苏恩和巴里恩纳斯成为埃克森－美孚“全球变暖不确定性”活动中的核心声音。这两人很快开始跟那些接受埃克森－美孚捐助的研究机构过从甚密。在过去几年中，巴里恩纳斯至少在9家接受埃克森－美孚捐助的机构中任职。
聪明地转移争议焦点
在埃克森－美孚试图扰乱对全球变暖的认识的活动中，要求“充分的科学证据”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且转移争议焦点的手段。埃克森－美孚成功地借此阻挡了外界对美国采取严厉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
尽管全球变暖已有相当可靠的证据，埃克森－美孚仍坚称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依然知之不多，因此还不能证明大幅减排温室气体是必须采取的措施。
要求“充分的科学证据”这一招，也是烟草公司上世纪50年代曾经采用过的。当时，菲利普·莫里斯在“二手烟与疾病的联系”的论争中就用这一核心策略来制造不确定性。该策略的执行人之一斯蒂芬·米罗伊目前也在为埃克森－美孚工作。
2000～2004年，埃克森－美孚向米罗伊的可信科学推进联合会捐款5万美元，向自由企业教育研究所捐款6万美元。后者也是用米罗伊的家庭地址注册的。根据自由企业教育研究所的纳税记录，该组织没有聘请员工，仅因“专业服务”而支出过4.8万美元。
渗透政府及国会高层
烟草企业曾经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并聘请前政府高官为其做游说工作。而埃克森－美孚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烟草企业。2000～2006年美国的各项竞选中，埃克森－美孚及与其相关的个人，向候选人及政党捐赠了400万美元之多。
布什2000年首次在大选中获胜、就任总统后不久，埃克森－美孚进入了副总统切尼主持的“能源工作组”，参与制定布什政府的国家能源计划。以此为契机，该公司成功说服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在国会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决定后，美国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在会见埃克森－美孚的说客兰道尔等人时说：“美国总统拒绝《京都议定书》，部分是你们努力的缘故。”
此外，更令人吃惊的是，埃克森－美孚的虚假信息活动竟然渗透到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时任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首席官员的菲利普·库尼花了大量时间篡改美国政府关于气候和全球变暖的文件，以加大全球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2005年6月被迫辞职后，库尼加入了埃克森－美孚。
同时，埃克森－美孚还与美国国会议员建立了良好关系。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法案，给予油气生产企业10年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总额达74亿美元，且没有任何强制这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的条款。这让埃克森－美孚的努力获得了回报。
时任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的乔·巴顿是这项能源政策法案的主起草人。在其任期中，巴顿共从油气行业获取了100多万美元政治活动资金，其中包括2004～2006年埃克森－美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的2.2万美元。除推动能源政策法案外，他还致力于延缓国会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此外，国会中强烈反对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还有时任参议院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因荷夫。
通过成功地向布什政府推荐官员人选、与政府高官协调发布全球变暖方面的虚假信息、为国会主管环境的参议员提供资金，埃克森－美孚对布什政府的环境政策施加了特别影响，在幕后有效阻止了美国就全球变暖采取措施。
克鲁格曼眼中的“地球敌人”
埃克森－美孚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力量。它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2006年度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魁首，历史上获利能力最强的公司。2005年，埃克森－美孚的净盈利达360亿美元，每天的利润接近1亿美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企业之一，埃克森－美孚也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之一。根据该公司自己发布的数据，该公司2004年仅自己的业务本身就排放了相当于1.38亿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2005年的排放量也与此相当。如果把埃克森－美孚看作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排名全球第六位。
BP、壳牌都已经开始投资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并公开承诺减排温室气体。而埃克森－美孚却没有作出类似的承诺。
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主席罗恩·雷施说：“埃克森－美孚可能是唯一没有涉足太阳能行业的超级大（油气）公司。我觉得BP、壳牌和雪佛兰把自己当作能源公司，而埃克森－美孚则自视为石油公司。”
批评者们认为，埃克森－美孚的这种思维源自雷蒙德。雷蒙德曾说过：“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我们能搞清楚的就是我们还什么都不清楚。”他认为《京都议定书》“束缚经济自由”，并多次在演讲和公司广告中宣称：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远远超出因此而产生的效益。
雷蒙德本人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美国两大商业游说组织——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他还是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成员，而该组织对《京都议定书》就持反对态度。雷蒙德还“威逼”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要参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否则就得不到埃克森－美孚的投资。
雷蒙德已于2005年底退休。在13年的CEO生涯中，他一直反对限制二氧化碳排放，而且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上已经达成的科学共识。在他的带领下，埃克森－美孚是迄今仍公然否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的唯一一家大公司。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所开的专栏中，称埃克森－美孚为“地球的敌人”。目前，雷克斯·蒂勒森执掌埃克森－美孚，但雷蒙德所制定的公司政策并没有大的改变。